在当今高度互联的世界中，网络安全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中之重。网络攻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企业，其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服务器攻击的经济后果
服务器是企业运营的关键基础设施。它们存储和处理敏感数据，包括财务记录、客户信息和知识产权。当服务器遭到攻击时，企业可能会遭受以下经济后果：
1. 业务中断
当服务器遭到攻击而无法正常运行时，企业可能会遭遇严重的业务中断。这可能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客户流失和收入损失。
2. 数据泄露
服务器是数据存储库。如果服务器遭到攻击，机密数据可能会被窃取或泄露。这可能导致声誉受损、监管处罚和法律诉讼。
3. 勒索软件攻击
勒索软件是一种恶意软件，可加密服务器上的数据并要求支付赎金才能解锁数据。勒索软件攻击可能导致数据丢失、业务中断和巨额赎金支付。
4. 间谍活动
攻击者可能会利用服务器进行间谍活动，窃取商业机密、研发信息和客户数据。这可能导致竞争优势丧失和市场份额下降。
攻击服务器的经济影响
服务器攻击对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非常严重。根据波耐蒙研究所的一项研究，2020年，全球企业因数据泄露平均损失424万美元。服务器攻击还可能对更广泛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例如，2017年，WannaCry勒索软件攻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估计为40亿美元。
保护服务器免受攻击
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保护服务器免受攻击，包括：
- 实施强大的防火墙
- 安装防病毒和反恶意软件软件
- 定期进行软件更新
- 使用强密码并实施多因素身份验证
- 定期备份数据
- 制定并定期演练灾难恢复计划
结论
网络安全对当今企业至关重要。服务器是企业运营的关键资产，因此保护服务器免受攻击对于避免严重经济后果至关重要。通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企业可以降低遭受攻击的风险，并确保其数据和运营安全。
联想兼并IBM的PC业务属于什么类型的兼并，其可能的动机是什么？
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在北京宣布并购IBM的全球PC业务，这标志着联想向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完成并购交易后，联想PC业务的规模将跃升为全球第三。
联想并购是中国IT企业海外收购金额最大的案例，国内外媒体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认为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将开启中国的新经济时代，标志着中国公司真正开始了全球化并购。
Stein Roe投资咨询公司的投资商查克·琼斯（Chuck Jones）表示，如果联想希望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收购IBM的PC部门就是实现这种目的的有效方式，否则联想至少还得为此付出十年的努力。
而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也不绝入耳，认为联想并购针对有美国精神象征的IBM，不得不面对政治、文化、管理及资金等现实问题。
毫无疑问，这起并购凝聚了大量的商业智慧，并购者背后究竟蕴涵着什么样的利益诉求？并购对相关利益方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又能给中国企业带来何种启示呢？不同动因促成并购衡量并购的得失必须了解并购的缘起，我们从联想和IBM的战略背景出发，剖析其是否具有逻辑清晰、判断合理的交易动因。
并购成为联想国际化路径的首选从2001年到2004年，国际化已成为联想越来越亟需解决的课题。
从联想的主要财务指标可以看出（图1），联想在经历了1997年到2001年的高增长阶段后，2001年是明显的拐点，此后各项财务指标的增长势头都明显平缓。
对于急欲国际化的联想而言，渐进地通过自有资金扩大规模的方式尽管稳健，但略显缓慢，无法缩短超越竞争对手的时间。
不仅如此，2004年3月，联想正式成为奥运会第11个加入的全球合作伙伴（TOP），在支付6500万美元现金及等价物的条件下，能够以奥运顶级赞助商的身份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市场营销，为此，联想必须具备足够广泛的营销网络，才能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
但是，如果联想为了充分利用奥运营销资源而组建自身的营销网络和人才储备库，将耗费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也未必能赢得时间。
因此，并购已成为联想国际化路径的首选。
联想控股的总裁柳传志(柳传志新闻,柳传志说吧)曾表示，联想集团收购IMB PC的主要目的是看重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先进的管理技术。
但我们认为，联想海外并购的根源在于战略利益的驱动，无论从地缘的角度，还是从产品同质化的角度看，联想与IBM PC之间都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表1、表2）；除了业绩亏损外，IMB的PC业务能够弥补联想所匮乏的竞争力要素，包括获得品牌、通道、销售人员、管理团队、售后服务等，并购后联想可以便利地在IBM搭建的平台上拓展国际业务。
对联想而言，“与大象一起跳舞”虽然并不轻松，但除此之外，似乎并无更好的选择。
财务结构暗示联想管理层存在并购冲动美国学者麦克·詹森和威廉·麦克林（Jensen & Meckling）的研究发现，在负债较大的资本结构下，公司管理层具有强烈的动机去从事那些尽管成功机会甚微，但一旦成功则获利颇丰的投资，因为一旦成功，管理层将获得大部分的收益，而如果投资失败，则由债权人承担大部分费用。
他们提出的企业代理成本理论认为，与股东相比，管理层更关心企业的规模问题，因为一般来说，规模高速扩张的企业，管理层升迁的机会更多，大企业管理层的声誉、社会地位及所获得的各种货币、非货币收入也较中小企业高。
由于股东不能完全监督和控制管理层的并购行为，管理层有可能牺牲股东利益去追求并购。
尽管管理层持股、薪酬计划或其他激励机制能起到一定约束作用，但这些努力一般不足以使股东与管理层的目标达到完全一致。
从联想的情况看，1999-2003财年间其资产负债率大体保持稳定，但2004财年资产负债率达到46%，较2003财年的38%明显上升；而截至2005年3月31日，联想高管持股比例仅为0.58%。
在负债率较大的资本结构下，联想的高管可能有强烈的动机去并购IBM的PC业务。
虽然历史上PC行业的并购结果表明成功机会甚微，但一旦成功，联想的高管将获得大部分的利益。
麦克·詹森还发现，企业拥有闲置资金时，管理层倾向于将多余的资金投资于能够扩大企业规模的非盈利项目，而不喜欢将这些资金用于支付股利或回购债券，这实质上是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自己的利益。
从联想的情况看，联想集团的现金流量充裕，2005年达到了30.19亿港元，较2004年增长13.9%，但联想摊薄后的每股盈利仅增加了7%，派发的每股股息仅增加了4%。
从这一角度看，联想并购可能同样与高管的倾向性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
联想的并购行为确实进一步提升了管理层在业界的影响力。
2005年12月《中国企业家》杂志公布“2005年度中国企业领袖”25人名单，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因帮助联想集团并购IBM的PC业务而排名第一位，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同月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2005年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业领袖”中，杨元庆排名21位，入选的原因同样是其全球扩张计划。
联想并购行为带来的部分经济结果与麦克·詹森的解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PC业务拖累业绩使IBM无法容忍任何并购交易的达成都是双方博弈的结果。
IBM出售全球PC业务的动因，与其近年向服务软件业务转型的战略密切相关。
IBM现任CEO萨姆·帕米萨诺（Sam Palmisano）在解释IBM出售全球PC业务的动机时称，最主要的原因是IBM的市场战略已经与PC业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联想集团却在PC市场占据优势。
我们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根本原因在于PC业务对IBM的整体贡献率已经降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财务数据表明，IBM近些年来业绩稳定，但增速缓慢，关键业务的边际利润出现下降趋势；尽管2003年其软件业务获得了高达86.5%的边际利润，但仍然无法阻止总体边际利润下降1.1%；随着Microsoft、Intel、惠普等跨国巨头的竞争，IBM面临着市场份额被蚕食的危险，尤其是IBM引为自豪的全球服务领域也出现了边际利润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26.3%下降到2003年的25.1%。
这说明IBM已经缺乏“成长即是美”的活力，需要优化利润结构。
进一步对比IBM 1994年和2004年的分类业务可以发现，2004年服务业务收入的金额和占比都有明显的上升；尽管软件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维持在15%-18%之间，但其对公司毛利贡献却始终高达33%以上；而PC业务收入虽然占总收入的12%，但包括PC在内的硬件业务利润仅占总利润的0.7%。
2001年-2004年上半年期间，IBM的PC业务营收达341亿美元，但累计亏损9.65亿美元。
著名市场研究咨询公司Gartner在几年前就预测IBM会在2007年前退出PC市场，理由是IBM的PC业务在表现最好的年度占其全部利润也不到1%，而该业务的盈利及增长趋势难以超越居于领先地位的戴尔。
由于投资者对IBM的经营业绩不满意，2004年IBM股价跌幅达6.3%，而同期美国标准普尔指数上涨9.1%。
协议内容IBM略占上风筹备安排从2003年12月起，联想开始着手对该项收购进行尽职调查，聘请麦肯锡为顾问全面评估并购的可行性。
2004年春节过后，联想又聘请了高盛公司作为财务顾问，开始了与IBM长达一年的艰苦谈判。
联想集团和IBM的销售收入和品牌认知度相差悬殊，因而这起收购也被媒体称为“蛇吞象”。
但杨元庆认为联想的并购是有备而来，联想进行战略转型的时候，先实施了两次战术准备，即全球改换标识和加入奥运TOP计划，因此，此次收购IBM PC业务是联想实施国际化的重要标志，而不是起点。
双方为本次交易能够顺利通过美国政府审查做了充分准备。
IBM曾邀请了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在内的政要出面游说政府部门，还说服美国政府放弃了阻止北卡罗纳州罗利三角科技园的研发人才转入联想的要求，这保证了并购中最宝贵人力资源资产顺利移交给联想；而联想方面也积极配合美国政府部门调查，并做出了让步：不寻求获得IBM美国政府客户的名单，联想员工不能进入除IBM PC部门外的任何IBM办公楼等。
虽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延长了对该项并购的审查时间，但审查最终于2005年3月9日通过。
交易结构2004年12月8日，杨元庆正式宣布双方已于12月7日签署最终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图2）：一、代价支付。
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收购IBM全球PC业务，成为新联想。
收购代价包括6.5亿美元现金、6亿美元联想集团股票及承担IBM PC的5亿美元债务。
首次交割将于2005年4月30日实施，此前联想须于2004年12月8日向IBM支付25,000,000美元现金作为商誉保证金。
商誉保证金和应计利息252,493美元由IBM保管，交割时用于抵扣联想应付IBM的现金代价。
根据协议，首次交割时联想须向IBM支付现金624,747,507美元（经扣除商誉保证金和应计利息），并按每股2.675港元的发行价向IBM配发821,234,569股股份及21,636,459股无投票权股份。
这样，首次交割完成后，IBM占联想已发行股份总额（包括股份及无投票权股份）约18.9%，占联想投票权总额约9.9%。
二、品牌管理。
品牌管理为期5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4年12月-2006年5月），联想在合作中只能使用IBM原品牌及旗下的Think系列，IBM将继续销售贴有其品牌的电脑，目的是避免原有客户流失到戴尔或惠普；第二阶段（2006年5月-2008年3月），IBM与联想合作开发新的品牌；第三阶段（2008年4月-2009年12月），联想的品牌Lenovo将成为双方合作中的主要品牌，IBM将以标签形式注明其在该品牌中的贡献。
三、业务整合。
这是整个交易中最为复杂、最核心、最棘手的内容。
IBM的全球PC业务全部交给联想管理，包括IBM所有笔记本、台式电脑及相关业务，包括客户、分销、经销和直销渠道，Think品牌及相关专利、IBM深圳合资公司即长城国际（不含其X系列生产线）以及位于日本大和和美国罗利的研发中心。
此外，IBM与联想签定了若干附属协议。
IBM向联想提供范围广泛的三年期过渡服务，包括财务与会计支持服务、市场推广和销售支持服务、采购服务、开发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房地产设施服务和IT服务，预计总费用不超过7.05亿美元；IBM向联想提供策略性融资和资产处置的五年期服务，预计总费用不超过4.36亿美元；联想委托IBM进行五年期维修和质保服务，预计总费用不超过11.65亿美元；IBM向联想提供五年期市场支持服务，预计总费用不超过8.66亿美元；联想向IBM出售作为内部使用的PC，为期五年，预计总费用26.03亿美元。
四、人事安排。
杨元庆担任并购后的新联想的董事局主席，IBM原负责PC业务的沃德（Stephen M. Ward）出任新联想的CEO；同时，IBM原PC业务下的约1万名员工成为新联想的员工（其中1/4在美国，中国区约占40%）。
资金安排由于收购总代价高达17.5亿美元（约136.5亿港元），而联想2004财年末的净资产还不到45亿港元，考虑到自身的财务和融资风险问题，联想希望避免完全以现金支付并购费用。
IBM则希望维持PC业务的影响力并分享可能带来的利润，也有意持有联想股票。
最终IBM持股联想18.9%，接近收购项目股权的交易上限（超过20%实质上是合资形式，需要股东大会表决）。
根据柳传志当时的说法，联想集团的现金储备仅约4亿美元，而需要支付的现金就有6.5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
为避免出现资金风险问题，联想主要通过银行借款解决资金的问题，与银行达成了过渡性贷款协议。
2005年4月26日，联想与若干银行签定6亿美元的定期的抵押贷款协议，该定期贷款由联想集团及若干附属公司无条件做出担保，贷款利率较3个月伦敦银行同业往来贷款利率高出0.825%，于5年内分期偿还。
贷款银团牵头行主要包括工银亚洲、法国巴黎银行、荷兰银行及渣打银行，其他参与银行则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亚洲和欧美等地的16家银行。
这样，如果将联想自有资金、此次融资和联想此前货款汇总，联想可动用资金共约为13.5亿美元。
由于并购后新联想的运营收入将急剧扩大，而过渡服务费等费用不需一次性支付，联想即使在支付IBM收购款6.5亿美元现金后，仍将手握7亿美元现金。
IBM的PC年营业收入达到95.66亿美元，加上联想并购前的年营业收入，合计将达125.37亿美元，这样大的规模对联想的营运资金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但是，并购后IBM持有18.9%的股份而成为联想战略投资者，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联想维持业务面临的压力，因为与IBM战略结盟可提高联想的融资信用等级。
出价合理性有待观察联想的出价是否合理呢？我们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标的资产的详细情况。
根据并购协议，IBM体系内的PC业务未经审核的账面净资产为-9.76亿美元，包括总资产15.34亿美元，总负债25.09亿美元。
而IBM本次出售的PC资产按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编制的未经审核账面净资产为-6.8亿美元，这是因为出售资产扣除了服务器交叉业务、与LG的合作项目及长城国际的股权等项目。
财报显示，IBM PC业务2003年亏损高达2.58亿美元，而且在收购前两三年间业绩乏善可陈。
对此，联想的财务顾问高盛公司认为主要原因是质保费用的支出影响了PC业务的盈利能力，具体来说，由于IBM此前生产和出售的一部分PC产品安装了有问题的元器件，直接影响了IBM PC业务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业绩。
因此，联想和IBM的交易协议规定，如果今后在若干PC产品中再发现此类元器件问题，IBM将承担一切质保开支。
但是否此举就可以防止并购后该业务继续大幅亏损，目前还难以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并购给联想账面带来巨额商誉。
因为收购总代价为99.25亿港元（包括已付现金50.68亿港元，直接交易费用5.21亿港元和发行股票公允市值43.35亿港元），而所购入净资产的公允市值仅2943万美元（包括可识别无形资产48.68亿港元，股权报酬计划13.73万港元，有形资产1623万港元，和已承担负债49.92亿港元），二者之间巨大的差额构成了98.95亿港元商誉。
根据新的香港会计准则规定，联想所购入的无确定使用期限的无形资产将不必进行摊销，但部分购入的无形资产及股权报酬计划将按其估计使用年限进行摊销。
因为联想购入的无形资产初步估计使用年限在3-5年之间，因此短期内将对联想利润指标构成较大负担。
IBM将PC业务卖给联想后，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从事高端信息服务市场。
因为大量研究表明，计算机建筑群的核心并非PC，而是网络及其需要的关键要件。
PC业务对规模庞大的IBM来说，基本等同于“瘦狗”业务。
另一方面，仅仅通过并购协议，我们无法推测IBM是否确实进行了战略调整而彻底退出PC业务领域。
在合作之初，IBM还将继续销售其PC，同时X系列并未包括在并购标的之内；在未来PC市场景气的情况下，IBM完全可以在5年期满之后终止与联想的合作并收回IBM的品牌使用权，重操旧业，与此同时IBM仍持有19%的联想股份，仍可以享受联想和PC的成长利益，可谓狡兔三窟。
此外，在首次交割后数年内，IBM将持续与联想进行过渡服务、策略性融资和资产处置服务等关联交易，获取巨额收入，而联想向IBM出售作为内部使用的PC，边际利润是双方协定的，非常有限。
并购为联想带来的直接效益有限提高了管理成本并购后，联想首先对高管的组织分工重新进行了调整，以符合国际化的要求。
首席技术官贺志强主要负责北京、日本大和和美国罗利的研发中心，高级副总裁、首席运营官弗兰·奥沙立文（）负责全球产品，高级副总裁、首席运营官刘军（原联想中国区首席运营官）领导全球供应链系统，包括采购、物流、销售支持、供应链战略规划及生产制造等。
由外部人担任并购后公司的要职，能够为联想国际化发展带来新知识和新技能，降低内部人合谋和逆道德风险的概率，但他们的薪酬不菲。
并购后，联想吸收了原IBM团队的许多成员进入高管层，如首席营销官德普克·阿德瓦尼（）、负责全球销售业务的拉维·马尔瓦哈（）、与刘军任联席首席运营官的弗兰·奥沙立文、负责业务开发的副总裁史蒂夫·佩特拉卡()和负责人力资源的高级副总裁威廉·马特森()等。
2005年，联想又从外部引入了四名高层：曾在收购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合伙人吴亦兵任首席战略官；从战略投资者德州太平洋集团处引入首席集成整合官凯文·伯恩斯（）；首席信息官史蒂夫·班德罗扎克（）来自于敦豪国际速递；仁科前首席法律顾问詹姆斯·肖内西（）空降成为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法律顾问。
根据联想2005-2006财报，多位董事在该财年都获得大幅加薪，其中杨元庆的薪酬由上一财年的424万港元增至该财年的2175万港元，增幅逾4倍；联想首席财务官马雪征的薪酬由上一财年的301万港元增至该财年的961万港元。
联想前5名最高薪人士的酬金也由上一财年的580万港元增至该财年的2853万港元；而整体董事及最高薪人士的酬金，更由上一财年的1270万港元增至该财年的1.75亿港元，激增12.8倍。
此外，联想的非执行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人数由上一财年的4名增至10名，而薪酬则由每名平均约200万港元增至约400万港元。
大量并购案例表明，在大规模的企业兼并交易中，CEO是最大的获益者。
联想并购后的CEO沃德亦不例外，其酬金为联想之冠。
2005年12月20日，联想宣布更换CEO，公告显示，沃德在任8个月的酬金达到1.12亿港元，而沃德辞职后，联想从戴尔高薪挖过来的新任CEO阿梅里奥工作约3个月，薪酬已达到1883万港元。
被迫引进新股东，控制战略方向并购对联想股权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
并购IBM之前，国有股东联想控股持有联想集团57%的股份，公众持股43%。
2005年4月30日，联想与IBM首次交割完成后，联想控股持有46%，公众持有35%，IBM持有19%。
2005年3月30日，联想又引入三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德州太平洋集团（TPG）、泛大西洋集团（GA）和新桥集团（NCL）共计3.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
2005年5月18日，联想按每股发行价1000港元向三家公司发行了2,730,000股非上市A类累计可换股优先股；并发行了可用作认购237,417,474股联想股份的认股权证。
可换股优先股共可转换为1,001,834,862股股份，占联想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3.4%及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约10.24%；认股权证共占联想已发行股本总额的3.18%及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约2.63%。
如果三家战略投资者持有的优先股全部转化成普通股，联想控股的股权将降低至42.2%，公众将降低至33.2%，IBM将降低至13.4%（图3）。
通过本次发行，联想获得资金净额为3.47亿美元，其中约1.5亿美元用以从IBM购回无投票权股份，余下2亿美元将用作新联想的日常运营。
2005年5月1日，联想与IBM签定协议，按每股2.725港元回购IBM持有的435,717,757股无投票权股份，代价为152,331,909美元。
2005年5月17日，IBM将110,635,946股无投票权股份转换为同等数目普通股股份。
三家投资者拥有的优先股在转股前每年将获得4.5%固定累计现金股息，按季支付，而不是按股份享受分红。
杨元庆曾解释说，这表明联想对自己太有信心了，因为联想股价现在处于低位，联想不希望在这时出售股份，协议转换股价较当前股价溢价16.7%就是最好的证明。
公开资料显示，三家投资公司实力雄厚，在高科技领域有很多成功的并购案例，尽管它们很难对联想整合IBM PC业务提供技术上的帮助，其总计3.5亿美元投资所对应的投票权也不足以影响联想的重大决策，但对联想而言，首先，它们将多方面为新联想提供资源，推动联想实施整合。
三家投资机构进入后，联想董事会再次作出调整，三家投资者各派一名董事进驻联想。
据内部人士透露，三家公司派驻的董事与联想的中国高管在压缩成本等重要的问题上意见一致，不支持原IBM PC高管所坚持的高投入高产出政策。
也就是说，联想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强化了对公司战略方向的控制。
其次，从股权比例看，如果三家投资者不准备长期投资联想，也不会对联想的股权结构产生太大影响。
最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资金可能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即联想管理层已经做好了最充分、最坏的打算：即使IBM的PC业务营业额急速下降，联想也有足够的资金，不会出现现金流断裂。
竞争对手大多受惠毫无疑问，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及IBM退出PC业务会对戴尔、惠普等竞争对手产生重大影响。
戴尔是全球最大PC制造厂商，也是联想最主要的竞争对手，2004年电脑销量达到3100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17.9%，占美国市场份额33.1%，由于不提供大型、专业服务器和整体服务，戴尔丧失了许多赢得PC大客户的机会，IBM退出PC业务则强化了戴尔在亚洲及其他市场的地位。
据媒体报道，戴尔亚太主管认为戴尔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恢复增长势头，预计2006年中国市场占戴尔全球销量可超过10%，2006年亚洲业务增幅将大大高于全球整体水平。
惠普是全球第二大PC制造和销售商，也是IBM最大的竞争对手，业务范围包括PC机及咨询服务等广泛领域，近年盈利状况一般。
IBM出售PC业务后整体优势将有所弱化，同样可能会改善惠普在市场上的生存状态。
从中国市场来看，2005年第三季度，戴尔的市场份额居第三位，前两位的联想集团和方正集团分别占34.5%和12.7%，惠普第四，占7.5%。
联想并购后，中国国内市场出现了电脑价格大战，惠普连续推出十几款家用电脑，最低价格首次跌破4000元；此前，方正、华硕等笔记本电脑价格已经有了大幅下调。
联想如果整合成功，势必冲击现有的市场和价格体系，而各大厂商降价正是为了从立足未稳的联想手中抢夺客户。
但Gartner的分析师Leslie Fiering认为，除了戴尔，没有其他厂商能持续保持盈利。
由于PC制造商力量分散，占有80%市场份额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和软件制造商微软具备对PC产业极强的谈判能力，而IBM的退出会弱化英特尔和微软这一能力。
联想并购IBM PC后，由于规模的扩大更加具备采购优势，会进一步改善与英特尔及AMD的商业合作关系，同时也会加快PC产业链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和调整，有利于进一步优化PC产业结构。
对IBM而言，出售PC的亏损包袱有利于轻装上阵。
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周伟（Henry chow）曾表示，虽然2005财报显示IBM的利润在下滑，但在卖掉PC业务后，IBM核心业务利润呈上升趋势。
公告并购的复牌日2004年12月9日，IBM股票在纽交所报收于96.65美元，较开盘价上涨0.55美元，涨幅为0.57%，成交量5,310,700股，而IBM的关联企业长城电脑股价迅速跌停。
联想并购IBM PC后，IBM持有80%股份的长城国际的生产、销售系统将转入联想旗下，由于前景不明，国内投资者深感担忧。
我们以并购交易公布日2004年12月8日为基准日，以基准日前后20天为考察时间窗口，则IBM股票相对于标准普尔指数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为11.18%。
而如果以基准日至基准日后4日为考察窗口，联想股票相对于恒生指数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为-11.70%。
并购交易双方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表明，在这起重大并购交易的资本市场较量中，联想暂时处于下风。
联想未能逃离“赢家诅咒” 资本市场不看好并购历史上大量并购案例的结果表明，能够最终赢得交易的通常是出价最高者，但赢家却往往笑不到最后，这似乎成了并购企业的“赢家诅咒”。
联想和IBM之间的并购交易能否逃出整合失败的宿命，目前给以定论似乎为时过早，但资本市场显然对此并不看好。
从联想股价走势图可以直观地发现，自2004年1月开始，联想的股票收益率就明显落后于恒生指数的收益率，而在2004年12月8日宣布并购IBM PC业务后，联想的股价出现了大幅下跌。
2004年12月9日，联想股票报收于2.575港元，较上一交易日下跌3.74%，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看淡联想的并购交易前景，也担心联想迫于资金的压力，会采取寻求发行新股募集资金等冒进的融资手段。
2004年12月8日到2005年1月31日期间，联想的股票跌幅达21.5%，而同行业可比公司方正电子（）的同期跌幅为12.11%，恒生指数的同期跌幅为2.14%。
从超额收益率指标看，联想在2004年12月8日-2004年12月14日期间的超额收益率均值为-0.39%，累计超额收益率为-11.7%。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投资者对联想“蛇吞象”的前景并不乐观，投下了反对票（图4）。
盈利能力下降，财务风险加大从联想首次交割到现在，时间仍较短，财务指标未必能完全反映出并购产生的效应。
但从各种财务指标目前显示的变化趋势看，并购对联想产生了负面影响。
杜邦分析指标显示，并购后，联想净资产收益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图5），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销售净利润率降幅很大，2005-2006财年第三季度较2004-2005财年第一季度降幅达77.55%。
影响销售净利润的主要指标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这些费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幅增长。
联想董事会曾在股东通函中对新联想的业务前景进行过描述，认为此次并购可以进一步打造联想品牌、更好地致力于创新、加强销售力度和进一步降低成本。
我们根据董事会描述的前景，用四个维度对联想财务状况进行考察，即盈利能力、现金产生能力、偿债能力（稳健性）及营运能力（表3）。
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为止，联想并没有表现出并购后的正协同效应，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明显弱化给联想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资金压力，进而形成了财务风险隐患。
首先，从盈利能力来看，目前为止并购并没有产生出预期的协同效应。
总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环比持续下降，尤其是主营业务利润率，2005-2006财年第三季度较2004-2005财年第一季度
互联网的治理，分为哪些层面管理
互联网治理可概括为五类问题：(1)基础设施和标准化；(2)法律上的问题；(3)经济上的问题；(4)发展方面的问题；(5)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将这五类问题分解为11个热点：1.基础设施与标准化这包括互联网赖以存在，运行和保证其功能的，基本的资源管理及其有关技术问题。
资源就是网络，网络加上域名、地址、根服务器、标准、协议。
基础设施又可分为互联网生存必须的设施，包括传输设施，电信可以带着互联网到处走，互联网自己有了光缆，包括我们的220交流电都可以带着互联网到处走，还有卫星、广电，什么东西都可以带着互联网，它的传输设施已经广义化了，在很多东西上可以传输。
技术标准和协议，互联网要生存和存在，必须要有这些东西。
另外，为了保护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网络安全、加密、反对垃圾邮件等等。
互联网基础设施分为三层，底下一层是传输的基础设施，电信当然是最大份额的，卫星、有线电视、动力电缆、互联网光缆、无线都可以传输，底层是传输的基础设施。
上面一层是技术标准和协议，TCP/IP，DNG，再往上就是内容和应用标准，像BBS等。
这样看来，电信还是传输互联网的一个最重头的基础设施，关于传统电信的管理，都对互联网治理有影响，有关的组织有很多，ITU它的功能也有很多，它首先制定电信标准，协调国际电信有关规则，分配无线电频率资源，管理卫星通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等。
WT0现在越来越进入电子商务的领域，它制定基础电信服务市场准入政策，反垄断政策总体的市场框架，到底适不适用于互联网，还有争议，比如它要求开放电信市场，现在在争论要想开放ISP市场还得做协议。
跨国的企业因为开放可以向世界扩展业务，从而影响互联网的发展。
2.互联网地址域名资源的管理这是互联网独特的，电信没有的。
域名和地址是网上的重要资源，原则上网上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有一个纯数字组成的IP地址，为了容易记忆查找，也为了当用户改变服务器而有了不同的IP地址时能被别人找到，因为我们一般都不用固定的IP地址，都是服务器动态地给你的IP地址，这个时候你必须有一个稳定的、跟着你走的域名地址，这个域名用一串ASCII字符组成域名。
从域名查找IP地址的过程称为域名解析；域名系统按层次结构保存域名数据，最顶层的称为“根”，根服务器保存着所有国家、地区顶级域名和全球公用顶级域名服务器的数据，根上面只有每个国家的总头和每一个GTLD的总头；根的镜像服务器有80多个，分布在世界各地。
管理这些资源的组织机构，形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
域名的解析。
比如一个人从这台机器发出请求，要找，它就发出一个请求问根服务器，说需要找下列域名对应的地址，这个根服务器告诉它说我不知道google的地址，但是我知道google的域名是在，就可以找到google的地址，而顶级域名的地址是124.21.31.51就告诉请求者，这个计算机根据它给的数据就去找到了顶级域名服务器了，这台机器的数据库里就存着你所需要的google，把这个请求发到顶级域名服务器里去，这台计算机存有google的地址，因为google是属于里面，它就告诉你要的地址是66.102.9.104，我这台计算机打电话拨号就找到google的服务器，google这个计算机就把它的主页展开了，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域名的解析”。
互联网地址域名的管理。
ICANN是域名，根服务器和IP地址分配机构的总体协调者。
ICANN在资源管理上的权力来自美国政府的商务部。
商务部于1998年组建ICANN，一个根据南加州法律注册的非盈利私营企业，并与其签订备忘录，授权ICANN管理互联网资源。
全球互联网域名系统的顶层根服务器在其内容需要修改时，ICANN依法必须报告美国商务部，获得批准后，才能改变根服务器，并广播到位于全球各地的数十个镜像服务器。
作为与各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运行以及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互联网的基本资源，域名、地址和根服务器系统的管理应该从美国一个国家授权改变为全世界互联网上的国家联合授权，因此需要联合国的介入，使主权国家的政府得以在资源管理过程中占有平等的地位，从而提高各国政府对互联网政治上的信任和安全感，使得互联网的深入广泛的应用具有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础。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互联网工作组里和这些开放咨询会议上一再表明的我们的态度，我们并不要求更多的，我们只是要求平等的权利。
这是许多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代表在WGIG举行的开放咨询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这个问题属于互联网治理现行机制中最高层次上存在的重大原则缺陷，应该得到公正的解决。
说它是一个重大的原则缺陷，并不是我们要想责备任何人，因为美国政府是不可以责备的，美国政府没有做错事，因为互联网是从美国生长起来的，在美国诞生的，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当然不能放任不管，所以它开始的时候是政府管理，在早期的时候是美国的国防部，后来转移到美国的自然科学基金会，然后又转移到美国的商务部，但是始终是美国政府。
3.服务器主记录的管理权限经过美国商务部批准，顶级根服务器更新内容首先进入由VerySign管理运行的主记录，并自动镜像(复制)到世界各地所有的根服务器。
因此，理论上说(事实上从未发生过)美国政府拥有单边修改整个域名系统的权限。
这就是许多国家政府忧虑的原因。
所以，在WGIG过程中提出建立某种“根服务器协定”的问题，目的是使政策监管的权限归于国际社会，最主要的是管住根服务器的主记录，但是大家又分析美国可能不会接受这种意见，可能希望：对根服务器的控制权从美国政府交到ICANN手中，改革ICANN，使其咨询机构GAC成为国际化的象征和体现。
地址是否够用的问题40亿个IPv4地址，已有1亿7千万并正快速增加的网民数目，考虑到移动电话，家用电器，游戏机，PDA等设计，确实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
互联网的技术团队采取的对策是：现有地址的合理利用，通过NAT(网络地址翻译器)使一个企业或大学内部网上的所有计算机共用一个地址，因为早期网上没有那么多人，没有全世界的人，只有美国人，所以早期美国的一些大学确实拿了很多地址，一大块，都用不着，浪费了，现在他们把这些地址交回去，从早期拿了大块地址的学校都已经交回了很多地址，交回ICANN，重新参加分配。
所以有一种传说说整个中国的IP地址还没有美国一所大学多，这个说法曾经是对的，但是到了现在已经不是事实了。
IPv6协议的逐步实现，将提供巨大的地址空间：430，000，000，000，000，000，000；值得注意的是在ISP层面上可能发生认为的地址短缺，听说在中国要得到一个IP地址要花很多钱，比得到一个域名花的钱多。
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在政府的概念里总是认为互联网世界里分配不公，所以跟外国人谈判WGIG活动，可是事实上我们的ISP都不愿意去拿IP地址，从来没有发生过说我们中国的ISP去申请要IP地址，而国际的分配机构不给他。
为什么我们的ISP不愿意多要IP地址，今天来了很多企业老总，他们说IP地址太贵，所以我们ISP不愿意多申请IP地址。
5.域名和商标的纠纷仲裁没有法律仲裁的情况下，麦当劳就愿意出钱去买。
所以激发了网上圈地的现象，有许多人做这个买卖了，把域名登记了，你要这个域名吗?我卖给你。
注册著名商标域名，造成侵权，冒名等损害用户和公众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国家就发现了假的银行，就是在网上，你把自己的卡的号码告诉人家的时候，实际上那是假的银行，不是真的银行，结果你把卡号告诉人家了，人家把你的钱拿走了。
为什么能假冒?因为它的域名和银行的域名非常接近，所以这就造成了纠纷。
UDRP(统一纠纷处理政策)，是一个仲裁法，这个法权按照注册域名的合同合理生效。
6.域名管理中的其他问题增加新的GTLD，造成企业保护自己的域名不被重复注册变得十分复杂，因此对此问题的决策属于公共政策的问题，需要政府和社团更多的介入。
另外，CCTLD的分配是按照IS国际标准，包括主权国家和独立经济体，比如我们台湾代码是W，它是独立经济体。
CCTLD通常由非政府组织管理，一些CCTLD管理者不愿意进入ICANN，他不愿意成为ICANN领导下的一个团体，所以这些CCTLD们都是各个国家管理自己国家的。
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地区组织，如CENTR(欧盟国家顶级域名注册理事会)。
多语种域名的实现主要根据IETF采取的方案，在客户端直接把你敲进去的中文转换到ASCII码。
为了全球推行多语种的域名，就需要得到主要的浏览器生产商的支持，把这个软件加入到它的浏览器里面，这样可以大面积地推广多语种域名。
问题是要制定全球计划和政策，吸引主要浏览器生产商的支持。
对于内容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中，ISP在许多国家中对于内容一般不负任何责任，国家也不追究它的责任，他自己也认为没有责任。
后来随着互联网商务应用和对安全问题忧虑的增加，一些国家开始将法权用于监管ISP，因为你的用户我一下子找不着，我要找你的用户很困难，我必须先抓住ISP。
各国家法律系统的共同点是，只要这个ISP不知情，就不能为侵犯知识产权内容负责。
美国和欧盟采取“通知——去除”原则，我给你通知了，说你网上有坏东西，我通知了，你把它去除了，你就没有责任，这个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
ISP们的压力日益增大，在我们中国，ISP被要求负责检查内容，你自己得查出来你有什么内容是违法的，这个压力就很大，这就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并且这些成本是最终转嫁给互联网用户，当然会影响互联网的发展。
ISP们对压力日益增加的反映主要是“不斩信使”，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被卷入了对内容的问责，他们能做的也只是及时响应政府规范内容的要求，而不能自动去除认为有问题的内容，否则企业将取代公共服务的责任。
8.互联网技术融合IP协议的广泛应用引发了电信，多媒体和互联网3个系统的技术融合，过去是电话网都可以作为IP的载体，把互联网带到各地。
现在是所有的电话都用IP协议，事实上就变成了三网的技术融合。
对传统电信而言，主要是VOIP使话音和数据机集于一体。
技术总是先变的，法律和经济体系的演变还需要一段时间。
融合的经济后果是什么?技术融合使原来经营不同市场的企业进入直接的竞争，原来基本上有一些分工，现在进入了直接的竞争。
在新出现的共同市场上，谁领风骚?全世界都是同样的趋势，传统的电信企业，像MCI，还有ICT企业，如IBM。
在多媒体市场上也是一样，有些企业同时发展娱乐业和ICT，或者实行资产合并、业务合并，例如AOL(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形成了互联网服务，电视、音乐、软件集于一体的企业。
在我们国家，是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禁区，在世界上人家已经进入了赛场，在比赛。
广电可以做电信的业务，电脑电信不能做电视，这样一种政策体制将要使技术融合所带来的自然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受到体制的约束，势必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延长我们转变的过程。
需要新的法律框架。
在技术和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法律体系是转变最慢的。
原来三者各有自己的规则体系；融合引出一系列治理中的问题：例如，国际和国内层面上原有的电话、广播等体制将如何变化?这种新的体制是否主要聚焦于互联网?新体制的形成主要靠政府，还是主要通过自律方式，或者是某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这都是国际上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些国家已经起步。
比如马来西亚，瑞士和欧盟，他们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
马来西亚1998年就通过了电信与媒体法案，主要是为规范融合建立一个总体的框架，让他们能够发展，一个聪明的政府，在生产力往前发展的时候，你的生产关系应该主动地去迎合生产力的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开路，而不是堵住它。
9.互联网的安全问题互联网是一个双刃剑，它广泛深入于社会生活的主要负面作用是增加了现代社会的脆弱性。
所有要害的社会系统，如电力、医疗、交通等全球网络都可成为网上打击的目标，从而引起严重的经济后果和政治损失。
互联网的基本结构是不安全的，根本的安全措施要涉及到基本协议的变革。
现在IETF是否将改变电子邮件标准，以提高安全度，减少电子邮件滥用的可能?企业界是否能更快地发展出一个新的应用层“Smart Internet”?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趋势，现在还看不清楚。
10.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平衡过于侵犯个人隐私也不行，但是在“9·11”以后，对于网络安全的考虑是更重了，对于个人隐私就不像过去那样，最高的利益是个人隐私。
许多问题都需要把握平衡，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过分保护，保护过度的时候就影响发展。
例如在网上购买电子版的国外文献，发达国家实际上垄断了，比如“科学”，只有美国人出“科学”杂志，结果它的电子版就非常非常的贵，原来是10万美元，要涨价涨到30万。
按照它的规则，在网上购买电子版，我们得花上百万美元，后来我们就不订了，就看纸版。
我就要“科学”杂志哪一年的哪一期，图书馆就给提供服务，给予影印，然后扫描，这样大家买一本书就可以了。
有了方便的网不能用，还得用这种办法来做。
当然我们这样做不能被认为是侵犯知识产权，至少你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图书馆能够提供复印的服务，这些都是说不清的问题，都是新问题。
所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过分保护，就会阻碍信息的传播与应用。
11.垃圾邮件，也有很多政策的问题首先是垃圾邮件是全球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自己通过一个法律就可以制止得住的，比如中国的很多垃圾邮件，是从美国带来的，是美国的代理服务器上带来大量散发的。
在美国散发垃圾邮件可以坐牢，法律是禁止的，但是我们国家没有法律禁止，顶多是封了，不能把他抓起来。
所以垃圾邮件的问题是一个国际的问题，国际的问题就要有国际的协调。
为什么需要互联网治理呢?需要各个主权国家协调，治理一致，现在垃圾邮件的治理就不一致，美国的治理是，凡是未经本人许可，就把商业的信息发到你的邮箱里的这种行为就属于垃圾邮件，必须是和商业有关，是盈利的。
在美国比如色情，色情的东西送到成人的信箱里不算犯法，商业的东西就是犯法的。
中国还没有一个垃圾邮件的定义，一些欧洲的国家定义是，凡是未经本人请求就把邮件发到你的信箱里就是垃圾邮件。
美国的定义和别的国家不一样，美国只是治理跟商业有关的广告，它不治理别的，别的国家又要治色情，又要治别的，所以治理工作非常复杂。
互联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需要大家的关注，需要更多的学习，需要创造。
而且需要有想象力。
要开放，多边参与，需要多种类型的组织和个人的参与。
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适合国情。
要走出去适当提高我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中的声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出我国应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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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会导致世界经济崩溃?
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自1997年冬季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无数的文章和报道在多数情况下未能在全球背景下把握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因而也就没能强调以下事实，即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一环。
为了理解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规模和深刻原因，仅仅回顾和研究近几年的事件是不够的。
现在全球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前，牵涉到整个战后的金融和经济史。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
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定，它还最终在197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
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
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球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的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
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
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
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
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
贸易协议准许政府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性信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
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
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
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
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
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
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
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
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
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
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
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
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
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
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政府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
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计划（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计划是紧密联系的。
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
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
在继任者林登。
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
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
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
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性服务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
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
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
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
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
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政府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政府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
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采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政府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
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
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
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
1997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
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
美国1997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
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
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
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
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
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
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
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
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
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
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
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
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主权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
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采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
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97）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
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
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
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政府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
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
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
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政府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
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97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
不幸的是，对1967~197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
沃克尔、乔治。
舒尔茨、米尔顿。
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97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
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
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计划，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7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
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
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
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973~197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
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
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
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假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
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贷款用于还旧贷款（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
这种政策同IMF 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
林顿。
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政府和组织中广泛传播。
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
这个建议于197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97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 ）和欧洲货币基金（EMF ）。
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 和EMF 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
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
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
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
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计划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976~197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7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不久后保罗。
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
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政府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
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7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
欧洲美元贷款的利率从197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贷款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
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97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 ）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
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
在以“80年代计划”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
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
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
从197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
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
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
波蒂略。
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
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
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计划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
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
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
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
拉美国家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国务卿乔治。
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 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
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 ）和“结构调整方案”中。
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
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 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
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
根究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
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
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尽管有这样大的资本外流，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仍然持续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80年全世界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约为4300亿美元，包括一年期以上的公私债务。
从1980年至1986年，付息3200亿美元，还本3320亿美元。
因此，这期间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的债务支付了6520亿美元。
然而1986年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竟高达8820亿美元！这巨大的新增债务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新投资的；债务泡沫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高利率和发新贷还旧债的“滚动还债”（Roll-Over ）方式。
至1994年，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6，000亿美元。
在墨西哥，波蒂略的民族经济政策很快就被逆转了。
由IMF 和债权银行推行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布雷迪计划”，结果只是延缓了危机，而真正的问题却更严重了。
这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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